陈果：滨湖法院民一庭三级法官，作为从事民事疑难复杂案件审理的法官，调解和服判息诉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当事人的信任和信服至关重要。审理案件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构建当事人信任，并最终将这份信任升华为对司法信服的过程，而升华的密码就蕴藏在办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 信任的起点—保持威严与中立。个人认为，当事人之所以选择法院解决纠纷，源自于司法的威严与中立。每次开庭，我都要求自己必须做到司法礼仪规范，程序指令清晰，坚决维护法庭纪律，而这本身就能赋予当事人对法律的神圣感和对法官的信任感，同时也为庭审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中立是当事人信任的基石，然而，保持中立绝非易事。进入法庭时与代理人一个不经意的招呼，庭审中一句语气不同的发问，随意打断当事人的发言，甚至对不熟悉庭审规则的当事人一句提醒，都可能被当事人敏感地解读为法官“偏心”。
因此我要求自己必须注重细节，把握好分寸和尺度，力求不偏不倚，唯有让双方都感受到同等严格的程序约束和同等尊重的态度，才能在他们心中埋下“法官是公正的”这颗信任的种子。何细微的偏差，都可能为后续的调解和判决埋下怀疑的隐患。
二、信任的催化—释放温情与善意，法律是刚性的，但适用法律的人应怀有温度。司法的温情与善意，是加速信任凝聚的催化剂。
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这种温情和善意体现在每一个细微之处：对于行动不便或坐轮椅的当事人，我会安排便捷的座位或通道；对于听力不佳的当事人，我会适当提高音量、放慢语速，或者直接让当事人移至紧邻审判席就坐；对于口吃的当事人，我会耐心倾听，不随意打断；在走下审判席后，我会喊一句老张、老王或是张阿姨、王奶奶。
这些细微动作耗费的仅是片刻精力，却能极大地缓解当事人的紧张与不安，拉近他们与法官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到法院的人文关怀。这份被尊重的体验，能有效消弭隔阂，让当事人更愿意敞开心扉，加速达成对法官的信任。
三、信任的提升—走出法庭到现场
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固然可以帮助我们接近真相，但更多的案件真相在现场才能获得。尤其是相邻关系、建设工程、装饰装修及侵权等纠纷，凡是具备条件的，我都会挤出时间去一次现场。
一次完善的现场勘查至少可以发挥四个功效：
将错综复杂的争议内容直观化，实际看到楼有多高，装修有多差，心中才能踏实、有数；
到现场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尊重，尽心竭力查明事实，能极大地巩固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基础；
通过勘验，可将部分争议内容直接转化为双方无争议的事实，剩余个别争议即使无法确认，也可以尽可能缩小争议范围，推动后续判决；
便于就地展开调解工作，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更容易促成调解。
这份基于亲眼所见的踏实感，正是司法公信力最坚实的基础。
建立信任是为了纠纷解决，而在信任基础上的调解，往往也会水到渠成，关键在于调解时机和方式的把握。
庭前调解往往基于双方自愿，不再赘述。我通常会在庭审结束后、给予双方协商期后以及最终判决前三个关键节点尝试开展调解。从给出初步判断，到进一步释明，再到对内心确信的可能判决结果的再次释明，循序渐进，避免“和稀泥”，建立在基本事实判定和严格法律论证基础上的调解让当事人更易接受。
至于具体的调解方式，我总结为“修正式调解”和“创设式调解”。
“修正式调解”就是在当事人一方提出的调解方案基础上分析论证，不断调整，弥合分歧，引导双方走向共同接受的平衡点。
“创设式调解”就是在双方均无法提出有效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凭借法官对案情和法律的理解，主动提出一套能为双方接受的方案，以达成调解，这当然依赖于法官的专业权威和当事人的高度信任。
通过调解时机的精准捕捉，切换不同的调解方式，才能高效地将双方的信任转化为解决纠纷的成果。即便无法达成调解，通过调解过程中对裁判结果的“预演”，也可降低当事人预期，提高裁判结果可接受度，减少上诉率。
裁判文书是当事人触摸司法公正的最终载体，也是实现从信任到信服跨越的桥梁，一份精雕细琢的文书是对当事人信任最好的回应。
想制作出一份令人信服的文书，首先不能出错，否则倾注再多的努力都难以挽回。因此每篇文书我都会认真校对，直到检验合格为止。
其次，尽力做到裁判文书说理严谨、细致、充分，逐一回应争议焦点，尤其是对提交的证据和辩论意见明确采纳与否的理由，双方清晰地看到法官的心证形成过程，明白为何胜诉、为何败诉，让当事人潜在的质疑、误解和抵触都能在充分的论证中找到答案，从而真正从内心信服裁判结果。
当然，对于可能的上诉案件，我也会在判后及时向当事人再次释明、答疑解惑，做好服判息诉工作。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从信任到信服，是一条用细节铺就的进阶之路。正是这一个个案件审理的小细节，汇成了审判质效的大成效，也正是这一个个细节的累积，构筑了司法公信的宏伟大厦。
